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曾经准备第二次与美军陆军作战
上世纪60年代的由美军参与的越南战争中，出于“唇亡齿寒”的战略考虑，中国曾经派出高炮、工程兵等部队入越作战，这些情况已逐渐被我们了解，但是，在越南战争升级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曾经准备派野战军入越作战。
背景
越南在二战后，越南共产党（简称“越共”）进行了长达9年的抗法战争。 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共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北部。根据日内瓦会议（1954年）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北越由胡志明统治，南越在保大皇帝的控制之下。1955年，吴庭艳在西贡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称“南越”）。
日内瓦会议（1954）规定，越南统一国家的选举定于1956年7月举行，但是这场选举从来没有举行。这样看来，分裂的越南似乎将成为常态，就像分裂的朝鲜一样。
步入战争
1959年，越共中央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暴动。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同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积极支持北越统一越南。肯尼迪和他的顾问都认为，要在越南问题上显示出美国的力量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同时认为，冲突最好遵循朝鲜模式，只局限在通过代理方使用常规武器，作为减轻两超级强权间直接核战争威胁的一种方式。
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吴庭艳政府，肯尼迪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驻南越，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这一事件也常被认为是越战开始的标志。
逐步升级
无能的南越政府军面对被俗称为“越共游击队”的民族解放阵线节节败退。为了阻止北越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北越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1964年8月2日，一艘执行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随即以轰炸北越海军基地作为报复。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北部湾事件”）。
“东京湾事件”是越战的重大分水岭。北越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了强硬反应。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攻击。北越325师进入南越领土集结，标志着北越正规军（越南人民军）正式进入南越。美国国会则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这一挑衅行为。约翰逊随即将战争大大升级。1965年3月8日，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短短数月之后，美军在越人数已高达22万
1965年11月14日，美国第1骑兵师和北越66团在德浪河谷爆发第一次遭遇战，经过3天激战，北越66团死亡超过1200人，美军死亡约200人。美国驻越军原司令官威斯特摩兰相信更多的“德浪河谷战役”将会迫使北越认输，发动了一系列“搜寻并摧毁”北越军队的行动。北越军队则执行武元甲的消耗战略，在精心准备的有利地形下吸引美军进攻，激战至伤亡达到一定程度就撤离战场。威斯特摩兰不断的向国内报告美军所取得的胜利，宣称北越的战斗力正在被逐步削弱。而实际上，为了应付北越似乎无穷无尽的攻势，驻越美军在1967年底已达到50 万，并且威斯特摩兰还要求更多。
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
继1965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之后，1966年3月16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亮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即一、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二、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三、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美大使还主动同中国大使握手寒暄，邀请吃饭，并在发言时首先对中国发生地震表示同情。刻意制造“和缓”气氛。约翰逊则在7月12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
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国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为什么在1966年3月以后，美国频频发出各种和缓美中之间紧张对峙的信号，多次表明对中国没有敌意，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呢？一般认为，除了因国际形势、格局变化导致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和调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问题是中美两国陆军之间存在着第二次交战的可能。
毛泽东于1965年10月20日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陈毅、周恩来等人也不断告诫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
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
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发生在越南之外。那么，在越南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现在我仅知道，1966年初，中国有一个由高级军事指挥员组成的考察团到了越南，成员包括驻守中国南疆的几个野战军的军级干部，广州方面有47军、55军的军长、政委级的将领（我父亲是其中一人），据了解昆明那边也有军区副司令、军长等将领去。这个团到了越南后，与胡志明会见过。他们沿着17度线北侧从东向西且走且看，熟悉地形，研究兵力部署，最后通过老挝回国。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个考察团的动向已被美国察觉，而考察团后面中国的下一步动向的可能性（有可能派野战军赴越）也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并马上制定、采取了相应对策，即上面提到的自1966年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以后的一系列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措施，和缓美中之间紧张的对峙。
从上述情况看，中国担心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升级危及自身安全而准备派野战军到越南作战，以及此前10多年前的50年代初中美陆军在朝鲜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的结果，从正面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从而避免了中美陆军第二次正面交锋的可能。古圣人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真乃至理名言也。
来源:西陆军事 编辑:剑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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